重视数字化经济对“上海制造”品牌的赋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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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06 04:5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上海市委与市政府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中,明确提出要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将先进制造业和品牌内涵再认识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制造业?现代先进制造业如何能够从制造向品牌跨越?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同时更需要结合新的科技革命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制造业的突出重要性。传统上研究全球经济增长路径和评估全球国家经济质量,按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解释,一般将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对应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包括农业产出的比重下降对应的人均GDP水平提高,看成是普世规律和经济发展必然路径与归宿。所以在国内过去人们通常在概念中,在提到经济增长和进步时,通常以服务业比重增加,作为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衡量指标,并同时也驱动各级政府以各种政策和手段加快推动服务业的增长,而这已经似乎成为一种固化的认识。

 

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包括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现在的一些变化,似乎给上述的“真理性”认识提出了不同的回答和挑战。具体而言,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和贸易波动,包括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核心点还是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高速扩张达到了临界点,而金融服务业的高速扩张带动的相关专业类服务,包括房地产服务业的扩张,表面上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和服务业比重增长带来了助推器作用,但其留下的隐患和风险却是巨大且有害的,包括危机爆发后需要主权国家政府、包括全球的共同救援,并留下漫长的恢复期和低增长阶段。而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当下全球经济的结构化差异增长上,更突出地体现在欧洲,在遭受欧债危机后,绝大部分欧洲国家群体一直处于痛苦经济复苏上。因此,失衡的服务业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野蛮增长,对于一国的经济长期良性健康运行的风险是显著,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增长,而没有注意与制造业的合理匹配关系,包括过度迷信服务业增长带来社会福祉的认识肯定也是片面的。

 

其次,从德国的特例来看,以全球横向比较来看,最奇特的是德国,无论在危机中和危机爆发的复苏过程中,德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经济增长,不仅受危机影响极小,同时其经济的顽强性和韧性增长,也使得其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强国成为欧洲的领导型国家。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除了2009年受到短暂冲击外,德国制造业占GDP增加值在危机后迅速回升,并一直稳定30%以上的份额,恢复到2000年欧元区建立之时,显著高于美国十个百分点,同时也高于日本2个百分点,其服务业占GDP份额十几年间一直稳定在68%。这不仅说明在过去的近二十年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加速过程中,德国没有因为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变化而改变其国内产业结构,也没有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逻辑在实践中片面追求服务业增长,而是固守了“制造业立国”的基本价值观,这个看起来可以被称为“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既是德国的一张全球价值链和品牌价值名片,同时其扎实的经济基础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正在帮助德国持续全面扩大欧洲的政治话语权。

 

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清晰的,是以制造业为稳定根基的。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武断地认为,美国特朗普执政后,是否正是因为看到了德国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提升是得益于德国的本土强大制造业为基础。特朗普强调的“美国优先”,并通过大幅减税希望带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是否也是美国对于过去三十年全球化过程,掏空美国制造业的反思与政策调整应对?但是,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博弈的结果是很清晰的,“得高端制造业者等天下”突出地既表现为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和抗风险能力上,同时也还反映在国家间的全球政治经济权力变迁中。所以,撇开单纯的经济增长平衡模式不谈,仅以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国际权力的角度来看,重新审视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既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变化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是对于全球化结果的一个新的认识。

 

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制造业发展路径,在战后过去几十年间似乎遵循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产业递增和转移分化过程,即国家工业化的产业,按照纺织、制成品、家电、重工业化的化工、机械、造船、汽车再到航空、航天进行逐级递进。这个路径的选择既按工业技术难度和工业基础积累,同时也按普通生产要素红利的比较优势叠加,如人口、环境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略,就是国家工业化空间受制于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权力,如德国和日本就是在完成重工业化后,不能产业升级到航空、航天的典范例子,而中国则是在国家重工业化没有全面完成之前,就已经优先发展航天、航空工业的特例。

 

虽然产业演化本身似乎遵循着产业发展普遍规律,但战后工业化与制造业的发展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信息革命推动下的数字化经济,近些年对制造业本身的生产范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具体分析而言,传统上,世界制造业强国中,德国的模式是通过设备和生产体系的不断升级,而将知识固化在设备上,通过设备的精准和改进,形成了全球制成品的核心竞争力与质量保障;日本的制造模式的核心是通过组织文化和人的训练不断改善,将知识的继承与传承凝聚在产品之中,而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比较奇特,它是将数据和移民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工业生产,并强于颠覆和重新定义问题和范式。虽然,我们无法在模式比较上,对于上述三类不同模式的制造体系进行完全准确的优劣评判。但可以注意到的是,德日制造模式目前也开始受到数字化经济的全面影响,并在微观操作上开始改造自身的制造体系以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例如,在德国的“工业4.0”架构下,以西门子的制造体系为例,已经全流程地采用数字传输来定义生产过程,并通过数据将质量、采购、库存、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价值链数据互联,产生了数据固化设备的生产范式,而在数据驱动市场方面,日本小松通过GPS系统定位,实时监控设备运营并统计工作时间,以判断市场需求。因此,当数据的应用本身已经突破了质量是检测出来的传统概念,并可以广泛采用大数据进行质量控制与管理的时候,数字化经济本身就不是我们通常的理解的互联网数据交互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数据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已经在信息社会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了生产范式到质量、品质保障和市场开拓的全流程改造与重新定义,数字化经济正在引导制造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与流程减少的方向进行新的革命。

 

传统上“上海制造”集近代中国制造业的基础为大成,改革开放以前有着良好和全面的基础,包括各种优质品牌在各个领域代表,是当时中国制造业和制成品高水平的代言者。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几十年的发展,上海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制造业的转移与高端制造业的培育,目前正处在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平台期”效应,表现在新的、集群性高端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不突出,而传统制造业由于附加值低的原因,又无法在上海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正视上海制造业客观现实中,高水平发展上海制造业,并形成“上海品牌”集群效应,一种路径就是沿用传统日本制造模式,以大规模组织培训劳动力为导向进行知识凝聚和传承式提升,加强和推广职业教育普及。但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人口的流动性特征,特别是当下中国教育体系的结构性特点,这种导向和投入虽然有可能取得一些积极的效果,但其对于上海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可能并不是根本的。

 

而另一种路径,就是抓住当今全球数字化经济的快速普及与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在既有的传统制造业中,快速推广数字化生产范式的普及与应用,通过企业数据与数字化价值链的运用,提升与改进制造业的品质,并在品质稳定与保障中提升上海制造的品牌效应。我们必须认识到,基于大数据于物联网进行的物与人,物与物与生产流程的再定义所形成的制造,其可靠度与精准度远高于人,这是已经被证实和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制造业的品牌基础和根基是质量与品质,数字化生产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制造业在新时代弯道超车的可能。而在另一个方面,在新的高端新兴产业集群培育中,上海应该充分发挥数字化经济自身与传统工业化生产范式不同的特征,可以在大数据和物联网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上进行创新性的突破,并力争使上海能够成为区域和全国性的高端制造集群数据管理与运维平台。而这种共享平台的建设既是上海城市自身特点的要求,是上海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定位要求,同时更是数字化经济发展在今天给予上海提供的新型制造业发展的机遇。

 

综上所述,当我们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对于中国和上海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认真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对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高屋建瓴性的判断,同时更是应该看到数字化经济在当下,对于传统制造业和新兴智能制造范式迅速改变的现实,而只有把握数字化经济的历史机遇,才能够在未来发展中重振上海制造的辉煌,并唱响“上海制造”的品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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